•  和同学们每年一次的约会如期而至，我非常期待，今年特别郑重其事。前两年的演讲，我分别讲了“论习惯”和“论少年之精神”，大致的内容是和同学们聊一些关于求学之法、成长之路和道德情操的基本问题。

   今年，我觉得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乃至世界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经过系统的思考，我发现面对如此变化，不能站在已有的经济理论或者逻辑框架上来认识、解释和应对。也就是说，形势和环境变了，知识不够用。就像离开了地球引力的环境，牛顿第一定律不起作用了，G=mg不行了，需要E=mc2才能解释。

   也曾想和初中生交流这些问题是不是太深奥了，但想到“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的警语，同时感到今天的孩子们接受信息多，我也希望通过这个题目，增强学生们的思辨能力，因此，还是决定讲讲这个题目。我尽量用一些比方和大家交流。

   开始，我们需要了解中美贸易摩擦都有什么内容？是一个什么层级变化？这方面的内容，相信同学们和老师们都有了解。互联网上很容易获取信息；有了股市后，很多同学的父母和老师也非常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动向。

   总的来讲，中美贸易摩擦主要就是，美方首先启动了关税保护，加征进口关税。随之，中国也进行同等程度的反制。美方说我亏了，年年逆差，感觉我买了你那么多东西，你却没有买我那么多。但中国提出，我们想买，但你的好东西不卖给我们啊。美国又说，你的关税高，主要依据你们是发展中国家，允许有一段时间保护民族工业的发展，美方说他们也是发展中国家啊，没有那个国家不需要发展。如此等等吧。

   继和中国经济摩擦同时，美方觉得世界规则都不对。也和他的传统盟友，如北约国家、日本等干仗，退出“TPP”，要北约韩国交保护费等等。美国也一口气退了很多群，如“巴黎气候协议”、“伊朗核协议”、最近又要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二〇一九年开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其中，特别是伊核协议事关中东和平，中导条约则关系到欧洲的安全，这是二战后形成的世界安全基本格局。

   在贸易摩擦同时，战火也逐步深入到企业层面，中国企业如中兴华为以及企业高管等事件。这在原来可能就是一般的知识产权纠纷、个人是否违法违规的问题，但是在当前的环境下，就不可避免地和政治经济环境挂钩，让人感到有“经济政治化”、“技术政治化”的味道。

   那么社会各方又有什么看法和观点呢？同学们又怎么看呢，两周前我已经把题目发给学校，请同学们讨论形成一些观点。我想，和社会上或者网络上的观点也差不多，无非“左”“中”“右”了，或“亲美/反美”“爱华/反华”“中立”更多的组合。我观察这些观点或者评论，发现大部分的观点都带着一定比例的“情绪化”。这些情绪影响了对问题的正确判断，或者混淆了问题的本质，在互联网的传播下会误导普罗大众。

   那究竟该如何判断这些摩擦双方的对错？或者说判断的依据是什么？通俗讲，我们拿个什么尺子去裁判？这就需要拨开情绪的迷雾，回到问题的根本：有什么国际惯例或者说大家达成共识的框架？这些规矩还能不能成为尺子？如果大家都觉得规矩本身有问题，那怎么办？

   本来这个尺子是有的。经济问题用经济规则来裁定，如WTO；技术出口或者知识产权问题用贸易规则来裁定；政治问题用政治规则来裁定，如各种协定。现在的问题是，美国要打破现有的规则。如调整关税这个事，国际惯例是WTO协商，美方则跳出WTO总原则，说不公平。因此，现在找不出一把大家都公认的尺子。这是当前面临的现实问题。

   为什么呢？历史学家、经济学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根本结论就是，在新的环境下原先的“世界治理”或者说“世界知识”不够用了。这有点类似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一战结束后，对巴黎“凡尔赛和约”的愤怒，于一九二八年强调“我们的观念、习俗以及倾向无法跟上物质变化的步伐”，资本主义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源自“非物质的精神机制的失败”，他感觉到当时环境和以往维也纳体系下的“大国协调”时期远远不同，还用原来的思维方式来处理一战善后事宜，是不合时宜的，会伤害欧洲经济乃至整个整个社会结构。

   我们只需要简单地回顾近二百年的世界历史，就可以发现，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化或者重构，都是新环境下旧制度不再适应，所以需要进行重新洗牌。今年还特别巧，往回倒推一百年，即一九一九年，一战结束签署《凡尔赛和约》；倒推二百年左右，一八一五年则是维也纳体系的形成。往前推七十年左右，一九四五年则是二战结束，建立了现存的世界秩序。

   这个二百年怎么走过来的呢？随着十八世纪英国霸权体系强盛到衰落，不再仅仅是英法两个工业国家，新的势力不断发展和斗争，直到到一八一五年建立维也纳体系，即建立了英法俄普鲁士奥地利五国的“大国协调”机制。这个体系至少管了五十年，有效地解决了欧洲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随着工业化发展，尤其是德国工业体系的进步，以及美洲的美国和亚洲的日本的兴起，这种协调机制已经不能起作用了。尤其是对于怎么解决欧洲以外的事务，如殖民地事务管控不力，频于崩溃。相继发生了多次局部和较大规模的战争，直到一战爆发。

   一九一九年，随着“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但《凡尔赛和约》主要建立了一个“削弱德国经济”的赔偿制度，没有解决欧洲的马尔萨斯人口问题、经济问题。这也就是愤怒的凯恩斯从巴黎返回英国后，二个月内写下《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以此来回应当时欧洲政治家的短视。随后，二战爆发，直到一九四五年二战结束，逐步建立起来现行的联合国以及WTO等世界体系和金融体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二战后欧洲构建了一体化的经济联盟，全球也形成了自由贸易体系，十分清晰地证明了凯恩斯的远见。

   这样的一个体系，在此前的半个世纪很好地维护了世界秩序，调整了各个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问题。但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两极世界向一极霸权的转变，直到二〇一〇年以来，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中国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二〇二五”。世界形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于今天中美两国的形势，有一个词“修昔底德陷阱”非常热门，通俗讲就是，新崛起的大国必然会对现存大国发起挑战，而现存的大国必然会做出回应。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就曾撰文指出：目前美中所面临的挑战同当年雅典与斯巴达、英国与德国在“一战”中面临的情形类似。好像是说，老大和老二之间，肯定是要PK的。

   讲到这里，我相信，同学们对于怎么去看待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会更深层次地理解到，这是偶然中的必然，是迟早要来的。今天的讲座也才回到正题，在当前这个新旧交替的世界秩序过渡期，我们该用什么立场去看待或者指导自己的学习生活呢？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当前人类生活已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的时代环境下，工业化的全球化普及，网络化信息化发展，使得原来的霸权体系难以维系，现行国际秩序需要重构。我们去处理这些新问题的知识不够用，需要知识更新，进行制度创新。

   其次，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去看待新的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进行优劣评价。也就是说，建立新的国际秩序过程中，一个好的秩序一定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如果只符合某些人或者某一部分人的利益，注定是要失败的。就像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和约”一样。

   这方面，我们必须正视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背后深层次的原因，也就是文化的因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提到，现在社会主要有八种文明，必须正视文明的冲突，全球化并不等同于“西化”，并且文化的差异具有不易改变性；因此，全球的政治经济应当基于全世界不同宗教与文明间的深刻冲突来理解。他的“文明冲突论”被认为是对美国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的预言与解释。从这个角度讲，政治经济的冲突，都源于文明的冲突。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

   第三，也就是我今天的论点——要站在中华文明的社会价值认同的角度去思考，去指导学习工作生活。为什么要有社会价值认同呢？我想举个简单的例子就能理解。

   同学们今天在乡中学，可能感觉来自一个村的同学会有一种认同感；到了县高中，来自同一个乡的同学就会亲切些；到了省城或其他大城市上大学，就会感觉一个县的同学要搞个同乡会，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出了国，就会感到只要是中国人，甚至亚洲人都会觉得会亲近点或者信任感更强，真是“他乡遇故知”，老了也是感到游子要“叶落归根”等等。这是什么现象呢？这就是一个文化认同。这方面有很多种理论，如英国学者安东尼·D·史密斯提出的“民族认同论”，还有“国家认同论”，这些论断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一种归属感。如果具有中华文明的社会价值认同感，那么你就能正确地处理各种矛盾、各种争端，也就具有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工具了。

   当然一种社会价值的认同，并不是短时间能够形成的，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前段时间我看一个报告，指出中国大湾区的建设成功的标志之一是建立起了“大湾区价值认同”，也就是说以后生活在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城市的人们都说“我是大湾区的”，而不在纠结于“我是广州、深圳或者香港的”。当然，我们在强调社会价值认同的同时，也并不是一味强调自我利益，把“民族认同”误解为“民族主义”。

   

  （2019年1月7日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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